Chinaposters

谢格森（Jon Sigurdson）于１９６４到１９６７年三年间在北京担任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随员。之后，他供职于瑞典财政部和工业部。 １９７４ 年，他离开政府开始其学术生涯。他最初对中国农村的工业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来，他被任命为隆德大学教授和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主任。他目前是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欧洲日本研究所东亚科学技术和文化项目主任，在 １９９９ 年前，他是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东亚科学技术ASTRA 讲座教授。作为科学政策的研究人员，他的专长是国家和公司的技术管理。在过去35年内，他积极从事亚太研究，在中国、香港和日本多次逗留，在日本、新加坡、台湾、澳洲担任客座教授，并且在该区域的多数国家作短期研究和访问。谢格森的联系地址为：Jon.Sigurdson@HHS.SE

中国宣传画

文化大革命——从谢格森收集的中国政治宣传画（ １９６３－１９８３年）看现代化的演变

谢格森教授所收藏的中国政治招贴画大约有1,200 张（有的有多张），是他在 1962-1983年之间收集的。当时，中国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动，而又几乎与世隔绝。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质疑并拒绝了中国自己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和来自外界的影响。这些宣传画不仅描绘了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冲击和所追求的理想，而且展现出社会对技术在现代化过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的逐渐坚信。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 人文研究中心(HRC) ——该中心2004年的主题为亚洲——将挑选部分宣传画，于2004年秋天在Drill Hall画廊展出。这个展览是由HRC 访问学者谢格森教授提供的。这些宣传画曾于1970年和1979年在瑞典展出过两次，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巅峰时期作为一个艺术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瑞典电视台播出过。

群众还是市场掌握未来？中国的革命宣传画

引言

宣传画在西方又被称为招贴画或海报，一般被认为艺术性低下，原因有多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招贴画主要用来传递商业信息。其次，招贴画所表达的内容只是暂时的，所以尽管招贴画的数量大，但很快就被忘记了。最后，西方的大量招贴画并不是创作，而是相片或其他表现形式的集大成。近数十年来，这种看法有所改变，主要表现在对多艺术理解加深，人们对绘画设计的欣赏可以长期存在。

在二十多年间，政治宣传画作为宣传和教育工具在中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期间正逢大跃进及其带来的经济灾难，其后是直到1978年中国开始实施开放政策才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二十年间，中国几乎完全与世隔绝，自力更生最受推崇。

宣传画起源于中国一千多年前发明的活字印刷。这个技术被用于大量的低成本的带有宗教目的的寺庙印刷品。另外，中国新年期间用丰富多彩的年画也到处可见。在更早时，宣传画是多数人最早看到的图片。所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宣传画立即体现出其非常重要性，为人民指明政治方向，动员人民在农田忙碌、创造新的工业、或鼓励禽畜高产。在70年代末之前，宣传画在中国几乎没有被用来传递商业信息，而只是作为教育工具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很自然，许多有天分的艺术家会被要求或鼓励，把教育和政治信息融入美丽而又有吸引力的印刷品中。从遍及从城市到农村的全国的宣传画中，人们可以看到从1949年起三十年内的政治运动痕迹。早期的宣传画已非常罕见，有些印刷数量有限；而后来的宣传画则数以十万计。国家之大，加上出版社之多，使得对同一个主题的表现千变万化，富有地方特色。

待续……